相对于标准凯恩斯主义以及保守派的框架，有很多不同的其他可选择思路。我们把这些思路称之为非主流学说。非主流经济学家与凯恩斯学派一样，都认为政府在经济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非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存在更多不同的工具。在他们看来，可以用很多范围广泛的机制来使政策有助于达到宏观经济目标。

　　非主流经济学家强调供给方面的影响、经济的结构、预期的作用、约束因素（包括对现金流和信贷的约束）、广义的收支平衡效应以及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非主流思路反映了过去30年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强调市场由于信息的不完善，尤其是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局限性，比如，风险（或保险）市场的缺乏和证券市场的局限性。

　　前面讨论过标准凯恩斯主义强调总量需求，而非主流学派还注意到总供给的重要性。在既定的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前提下，总需求或总供给的下降都可能造成就业水平的降低。此外，对经济的冲击经常同时也造成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下降。非主流学说注意到很多政策会对供给方面产生积极影响，而凯恩斯学派只强调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举例来说，金融危机降低了对投资的需求，但是，既然它对收支平衡产生了反向的影响，它也影响了银行贷款和企业生产的意愿。也就是说，它在影响供给的同时也影响了需求。即使那些没有出现资金困境的企业，在收支平衡情况恶化时，也会决定减少产量。在长期增长的背景下，由于动态规模经济的增长和使用不足的资源（如劳动力）的用量攀升，从而提高了生产率，所以总需求快速增长并能带来积极的供给效应。这些联系在增长和生产力之间产生了双重反馈，并且能够同时形成“良性的”和“恶性的”增长循环。　

　　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非主流分析强调那些与生产结构多样性有关的特定问题，特别是新企业的技术学习和其他进入成本。它还强调进入那些全行业规模性回报增的行业。在这些行业中，整个行业规模的增长会提高全行业中各个企业的回报。这些“外部经济性”主要出现在制造业，但在服务业中也日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促进对这些部门进行投资的特定激励措施与传统凯恩斯学派认为的那些投资决定因素相比，可能要重要得多。

　　像很多保守派一样，非主流派经济学家强调需要对企业和居民行为做更为深入的分析。但是，竞争性的、理性的、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以及效用最大化的居民，当其拥有完备的信息并有能力规避风险时，他们是如何行动的？对于这一点，保守派批评凯恩斯学派未能进行精确的分析以推导出其宣称的企业和个人行为。而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则批评保守派使用的模型完全脱离现实。市场经常是非竞争的，居民也经常是非理性的。居民和企业都无法在私人市场上购买到可以防范其面临的很多风险的保险，他们当然也没有完备的信息。居民和企业所获得的信息经常有很大的不同（信息不对称）他们都清楚这一点，两者行为也因此受到影响。那些建立在更现实的假定之上的模型得出了与实际观察到的企业和居民行为更接近的行为，并且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合理性，也为政府和中央银行稳定经济提供了额外的工具。

　　像保守派一样，非主流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强调人们做出消费和投资决策的跨期背景（INTERTEMPORAL CONTEXT）。终生收入（或永久性的收入）很重要。终生收入又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因为人们不可能在今天获得未来劳动的收入，也不可能为未来实际工资的变动购买保险。投资也除了取决于有效需求外，还取决于未来价格和工资的预期。

　　对非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经常和温和及高通货膨胀相伴的指数化的预期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些经济学家甚至主张通过工资－价格控制或“道义劝告”（Jaw Boning试图通过劝说来施加影响）来影响预期，其他的人则强调由工人、管理层和政府坐下来更好地理解国家面临的资源约束的协商过程。然而，我们下面将讨论，在很多通货膨胀过程的背后是分配冲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政策可能带来重大的分配性影响。

　　例如，在阿根廷的经济崩溃之前，保守派经济学家们经常强调固定汇率在“稳定”预期方面的作用。其含义是，市场会相信在固定汇率下，价格不会继续上涨，我们将在第六章中讨论这个问题。即便价格上涨了，失业也会增加，并造成工资下降的压力。阿根廷的例子否定了这种看法，因为它的经历表明——所谓的稳定器，固定汇率，在价格能够大幅度下降之前就会崩溃；与此同时可能带来巨大的损失和扭曲。

　　意识到跨期效应的重要性使经济学家们将关注点从收入移到了财富，从政策和冲击对收入的影响转向了这些因素对收支平衡的影响。非主流经济学家还注意到了居民和企业运行中面临的约束。例如，可能存在信贷配给，这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开支将会被限定在当前期现金流的水平上。

　　有价证券和保险市场的有限性导致了风险厌恶和信贷约束型企业理论的出现。这一理论已经被用来解释供给的变动性，并且提供了一种比保守派或凯恩斯主义对需求的变动性更丰富的解释。例如，既然企业需要在销售其产品之前先进行投入，所以，大多数生产都需要承担风险。由于企业通常不能摆脱这种风险，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或意愿的不同便会形成其供给曲线的差异。

　　从这个角度讲，需求和供给是相互交织的。对一个时期总需求的冲击可以影响之后的盈利、企业的收支平衡、和总供给。非主流观点认为，稳定化政策需要将这些影响考虑在内；而一旦考虑到这些因素，有些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就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有效，而另一些可能更有效。

　　在非主流学说倾向于加强和优化凯恩斯学派对财政政策的传统分析的同时，它对货币政策的分析与凯恩斯学派和保守派都有很明显的不同。对非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货币的供给比之于信贷的供给，并不那么重要。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决定谁可以贷款，每个借贷者获得多少以及以什么条件借贷。政府必须特别注意其行为对金融机构贷款的能力和意愿的影响。政府的政策不仅通过标准的机制（如公开市场操作）对信贷供给产生影响，它还通过管制性政策（如资本充足性要求）和直接信贷额度约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非主流模型提供了一组额外的情况，在这些状态下，货币政策可能无效，政府将不得不依靠财政政策。货币当局可能会难以使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在银行认为贷款风险很高，或其收支平衡状况受到影响而不愿承担风险时，这种情况尤其会出现。20世纪 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的日本，1991年的美国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似乎就是这样的状态。

　　侧重于收支平衡、现金流以及信贷约束的非主流模型提供了一种框架以解决政策制定中的某些最重要的问题，以前的那些模型几乎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例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一些重要的研究集中在通货紧缩问题上。当一个经济陷入下滑并出现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低于预期水平）时，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再分配性后果可以很大，可以给需求和供给都带来重要影响。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早期的经历引起对这种可能性的关注，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更早的时期，世界大部分地方都经历了通货紧缩阶段。非主流学派模型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在来考察通货紧缩的影响，并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政策解决方案。

　　非主流模型还发现稳定化政策和增长之间存在更为密切和复杂的联系。例如，引起利率大幅变动的稳定化政策还可能对企业借贷的意愿产生不利影响，从而抑制未来的增长。这种情况在证券市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