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彭特是理智的选择，但我知道他会引起争议，而且也不能肯定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一工作。三年前，基德-皮博迪公司对于他对交易行为的不力控制大为恼火。虽然迈克失去了职位，但我总觉得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迈克经验丰富，我感到只要约翰和我能给他适当支持，他就能大有作为。约翰很容易就同意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迈克在加入旅行者时就坚持一点，那就是，由于他在基德的经历，他再也不想从事证券业的工作。现在，我们必须说服他改变主意。

　　星期四，约翰和我与迈克坐在一起，告诉他我们的决定。“我们希望你同意。我们需要你同意。我们知道你可能有顾虑，但你比公司里的任何其他人更有资格。”迈克的态度最初不明朗。但第二天他就接受了这一任务，条件是我们把由于对冲基金和交易业务的亏损而被大幅削减的年终奖金池重新充盈起来。迈克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接手这一工作之后立即面临员工对薪酬的不满。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着手准备宣布人事变动的细节，并决定在星期天晚上向媒体发布消息，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最好地控制媒体的那一套。我知道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整个周末我都在折磨自己。杰米在过去三年令我非常苦恼，我们之间的关系糟糕到对公司的其他人造成伤害的地步。想到我们一起做出的成绩，我就非常难过。杰米想让我把他当作平等的合作伙伴对待，我理解他对获得承认的渴望，但不愿意满足他。我比他年长近25岁，一生都在与各种人物建立关系，为股东创造价值。他对平等对待的要求与他应该得到的不相符。杰米或许认为我在分享荣誉这一点上很吝啬，但他与我共事这么多年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承认。

　　然而，我知道我一直都在犯错误。我快速地提拔他，这或许使他认为这是应该的，并打消了他养成合作的管理方式的积极性。我还迫使他反对与弗兰克•扎布、鲍勃•格林希尔和德瑞克•摩根进行分权管理，直到最后花旗集团公司投资银行部的三头管理。不过，我真正的错误在于，在我们共事的早年，我不断错过制止他的强势行为和将他训练为团队合作者的机会。一旦格林希尔离去，一切就都太晚了。这之后，我本应该更强硬一些。我不该恳求他，说“谨言慎行，所有这一切有一天都是你的”这样的话，而应该警告他“闭嘴，否则去别处找工作。”

　　虽然琼妮和我那个周末都很沮丧，但我妻子尽最大的可能激起我的信心。我们不断地谈杰米如何在太长的时间里把事情弄得很难办，以及我如何在每个晚上下班回家后对他的行为感到困惑。就像他浪费了约翰•里德对他的信任一样，杰米也失去了琼妮的支持，尤其在他如此卑劣地对待了我们的女儿之后。她或许害怕真的失去杰米的后果，但一旦我下定决心，琼妮就做了她一贯最擅长做的：她提供了无条件的支持。

　　10月31日，星期天，我在家里给杰米打电话，让他立即到阿尔蒙克来。他说时间不方便，他正在为一批新员工主持早午餐会，但我要求他放下所有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解决在绿蔷薇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一来，约翰和我就把他引到一间小会议室。杰米桌在桌旁，我们移到另一边。我控制住情绪平淡地说：“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对公司做了许多思考，约翰和我做出了如下决定：卡彭特将掌管所罗门美邦；维克托负责全球银行；德瑞克将从事战略工作；而我们希望你辞职。”

　　之后是颇具意味的沉默。显然，这一决定使杰米大吃一惊，他最后只是低声说了声“好吧”。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我问。“不想，”他回答：“我肯定你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不管他的回答，继续说：“合并没有按照应该的进度进行。你对公司一直非常重要，但你的态度使事情无法进展。这样的现状对公司不好，对你也不好。”我一直担心会不小心说出来的话继续从最里冒出来。“你必须在今天宣布辞职。我们可以一起写新闻发布搞，不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写，这取决于你，但我们希望在今晚公布。”约翰接着以强硬而冷淡的方式强调了杰米造成的不合会使我们的合并承受风险。

　　震惊中的杰米能够看出我与约翰立场一致，他没有申诉的机会。他接着以柔软而不带长久以来玷污他声音的怨恨的语气说：“我想就是这样了。我不打算再争。我希望以专业的风度辞职，我会配合的。”整个会谈持续了15分钟。我们然后让杰米与查克•普林斯一起审阅新闻发布稿，并留下来在那天下午与公司投资银行部的计划小组见面。

　　杰米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留在阿尔蒙克与查克拟定新闻稿。鲍勃•利普也来了，表达了他的遗憾。下午4点，公司投资银行部管理团队中的高级成员到齐了，他们还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被召集起来。一群人在一间大会议室坐成半圆，然后杰米、约翰和我进去了。

　　 “感谢你们的到来，”约翰说。“杰米有些话要讲。”杰米于是站起来，平静地对他们说我?要求他辞职。在这一刻，杰米表现出了高姿态。“花旗集团有巨大的潜力，也有了不起的人才，你们都应该感到骄傲。我祝你们一切如意。我很遗憾它不适合我。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告诉我一声。”

　　然后他走出会议室，回家了。

　　公布新闻稿之后，我们与媒体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希望强调我们双方共同做出了这一决定，值得感谢的是，杰米配合了这一说法。我想这通电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效果不错。不过，这一消息还是使我们的股票在开盘时出现了下滑，在接下来的两天跌了6%。我们的投资者喜欢杰米，认为他的辞职意味着我们的合并整合遇到了麻烦。

　　他离开之后，我们的律师拟定了断绝条款，杰米与我有一年多没有说过话。合并后的大量整合工作使我很容易忘掉了杰米，但我仍然不时地希望我们是以更好的方式结束了一切。1999年12月，杰米首先寻求和解，他打电话来说：“我们是不是该一起吃顿饭了？”

　　我们在四季饭店一起吃午饭，杰米尽了最大的努力让我们的交谈顺利开始。他说他只想用两分钟谈过去。他说他决不会做出我所做的事，我让他离开是错误的。但他也说明白我的一些想法，并承认他经常忽视我，而且并非一直把公司的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上。最后，他指出他已经获得了教训，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再计较到底是谁的错。我以我的方式接过了橄榄枝，对他说：“你是对的。把事情弄得那样糟确实我们两个人都有份。”说完，我便改变了话题，谈论他找工作的情况以及世界新闻。

　　几个月后，杰米成为第一银行（Bank One）的CEO，当时这家公司已经陷入困境。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明显改善了这家中西部银行的业绩，以至于他能够与J•P•摩根谈判一桩更大的合并。我们分开之后，只说过非常少的话，但显然我是他们宣布与J•P•摩根合并后第一个打电话祝贺他的。现在轮到杰米展现他是否有能力与其他人相处并建立更广大的团队。如果他吸取了教训，他会获得很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