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说我在与里德的斗争中利用格鲁曼取得迈克•阿姆斯特朗的支持没有任何根据。它显然与事实不符。我让我们的分析师重新评估AT&T是在那次决定性的董事会议之前一年多，而他最终改变评级也是在影响董事会在我和约翰•里德之间做出选择的诸多事件发生之前好几个星期。我与迈克•阿姆斯特朗之间有长期紧密的事业关系，如果他在我与里德的对决中不支持我，那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最后，假如我担心董事会对决结果的话，为什么我要在里德离开之前几个月主动聘请鲍勃•鲁宾？他与里德的关系可比与我亲密得多。

　　说我利用我的影响力帮助格鲁曼的孩子进入幼儿园是为了诱使他改变对AT&T的评级也是胡说。确实，杰克在改变评级前一个月曾向我抱怨，他频繁的出差使他很难有精力管让孩子上私立学校的事情。他问我是否认识92nd Street Y学校的人，并拿出了这所学校董事会的名单。我发现我妻子的朋友琼•蒂施（Joan Tisch）在名单上，便提出可以试试。其实，多年来我帮助过数不清的员工解决个人问题，包括医疗推荐（通过我在韦尔康奈尔医学院的关系）和为员工的小孩写大学推荐信。

　　我本性乐于助人，把帮助有价值的员工当作职责的一部分和锁住他们对公司的忠诚的方式。虽然格鲁曼是在10月底找到我，但我是在12月中旬给琼•蒂施打电话，也就是他发表对AT&T研究报告之后三个星期。花旗集团的基金最后承诺向92nd Street Y学校捐赠100万美元，五年内付清，但这一捐赠是在几个月后达成的，格鲁曼的孩子早已被接收了。

　　人们必须明白，这一捐赠与花旗集团的整体慈善计划是一致的。提供各种讲座和艺术表演的92nd Street Y学校是纽约市的文化象征。我认为把花旗集团的名字与这个受到高度尊敬的机构联系起来是很有商业意义的事。

　　不幸的是，11月初，格鲁曼在一份向我报告他对AT&T的研究进展的备忘录结尾处提醒我他的帮助请求，这份文件后来成为调查的焦点。虽然它把92nd Street Y学校称为“另一件事”，但这份备忘录不幸地模糊了关于92nd Street Y学校的请求和格鲁曼对AT&T的研究工作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我没有做过任何承诺，这从杰克恳求和谦卑的请求帮助的语句中可以看出来。格鲁曼还找过肯尼•比亚尔金和鲍勃•鲁宾在92nd Street Y学校的事情上帮忙，这进一步驳斥了他依赖于我的帮助的说法。最后，杰克的帮助请求是在他完成了对AT&T的大部分工作之后提出的，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的研究与92nd Street Y学校的事有任何关系。

　　斯皮策对查克说的“利益冲突”使我更加沮丧是因为，这一暗示意味着总检察长正在玩双重打击，或许他希望在彻底审查格鲁曼的诽谤言论之前就让董事会和我之间产生嫌隙。而且，即使在调查者威胁他有牢狱之灾的情况下，格鲁曼仍然反复否认他对卡罗尔•拉特勒说过的话，他的反复无常使得这一新“证据”的可信度降低了。

　　如果说斯皮策与查克的对话还不够糟的话，那么避无可避的打击很快就会到来。由于一些选择性的消息泄漏，《华尔街日报》的一名叫做查尔斯•加斯帕里诺（Charles Gasparino）的记者发表了一篇封面报道，称斯皮策找到了新证据并透露“此次调查中公司的利益和韦尔先生的利益或许有冲突。”

　　这篇报道造成了明显的市场影响，使花旗集团的股票跌至27美元的新低（全年截至当时的跌幅达43%），并打击了我的团队。我们怎么会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仍在进行中的调查的实时报道呢？过去，当证券业监管者不在公众聚光灯下进行调查时，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但消息泄漏不止于此。缓慢而残忍的折磨开始了，我们将面临一次又一次选择性的信息公开。我进入了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

　　几个星期前，我们曾约定我将在监管者面前作证，并安排了两次10月底的听证会。我能肯定，不管是谁泄漏了“利益冲突”的消息，都是把这当作让我在提供证词前失去勇气的手段。如果这就是他的动机，他成功了。虽然在那些新邮件被发现之前我对调查充满信心，但现在压力和不确定感让我疲惫不堪。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消息曝出来。尽管花旗集团的董事会和我一样相信我与公司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冲突，马蒂•利普顿还是派他的两名骨干律师拉里•佩德威兹（Larry Pedowitz）和约翰•萨瓦利斯（John Savarese）专门负责我的个人情况，直到让监管者确信我没有过失。10月的大部分时间，这两名经验丰富的律师都在帮我准备证词，我们一遍遍地温习发生过的事件，进行模拟提问。

　　我讨厌我的职业道德和人格受到怀疑，不得不花费宝贵时间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专心管理花旗集团让我很恼火。我大概让佩德威兹和萨瓦利斯发狂了。为了获得一些控制感，我最初对这两名律师采取抵制态度，不满他们令人不快和过度严肃的提问。把佩德威兹改名为“世界末日先生”之后，我终于投入到证词准备工作中。

　　我最初出现在监管者面前是在华盛顿遭遇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虽然我们知道将有一名速记员做现场记录，但从来没有得到关于会议的官方记录。回到纽约，我在几天后接受了第二次审查，律师把它称为“访问”，是斯皮策办公室牵头的。这一次斯皮策给了我一些礼遇：他允许把审查安排在沃切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而不是强迫我去市中心，那样我将不得不躲避守候的摄影师，成为媒体杂耍的一部分。

　　我把马蒂的办公室看作友好的环境，它稍稍减轻了我的紧张。斯皮策没有参加这次审查，但我想所有其他有关的律师都在场了。在佩德威兹和萨瓦利斯的左右陪同下，我在一个巨大的会议桌旁坐了下来，面对斯皮策的一帮人。我们在上午9点30分开始。米歇尔•赫希曼（Michelle Hirschman）领导这次审查，她曾经是检察官，也是斯皮策调查的领导人。赫希曼的几名同事坚持用一种评判式的方式提问，但我认为总体来说这次问讯是比较公平的。

　　我已经做好长时间作战的准备，因此努力大方地满足我的提问者，希望他们回之以礼。中间休息时，我试图以玩笑舒缓气氛。斯皮策的团队很专业，我很欣赏他们的公事公办，虽然我内心对事情本不该到这个地步感到很气愤。晚上6点左右，马拉松式的审查终于结束。没有任何值得惊奇的事出现，这次审查看上去很沉闷。我感觉我掌握了局面，佩德威兹体贴地证实了我的感觉。我充满希望的离开，但仍然紧张得要命。回到家里，我完全不愿再回想这一天；但琼妮还是不停地询问细节。令她失望的是，我拒绝回答。我已经彻底崩溃了。

　　尽管我做出了坚定的表现，令人始料不及的事还是接踵而至。我作证两周之后，《华尔街日报》根据最新泄漏的错误消息重新发起攻击。一连三天，查尔斯•加斯帕里诺喋喋不休地报道了格鲁曼和他的女朋友之间的电子邮件中听起来最有伤害力的部分。第一篇报道出现在11月13日星期三，提到格鲁曼说他改变对AT&T的评级是为了帮我对约翰•里德进行“核打击”。

　　这篇完全没有依据的报道明显打击了投资者，花旗集团的股票价格这天下跌了4%。星期四，加斯帕里诺报道格鲁曼否认了电子邮件的内容，但这名故意只提供与他所要的故事相吻合的信息的记者现在说，我们的分析师在我同意运用我的影响力让他的孩子进入92nd Street Y学校时改变了评级。最后，星期五，《华尔街日报》引用了那篇格鲁曼向我汇报他的研究进展并请求我帮助他的孩子入学的备忘录。

　　这篇报道提到了花旗集团做出的五年捐款100万美元的承诺，但没有提这一捐赠是在格鲁曼改变评级后才进入讨论，并在他的孩子入学后几个月才达成的。它也没有提这笔捐赠对我们的基金每年1亿美元的捐赠预算来说微不足道，而且92nd Street Y学校是纽约重要的文化机构，值得企业的慈善支持。

　　这些报道的具体性使情况看起来好像《华尔街日报》的加斯帕里诺掌握了关于调查的情报渠道。我们公司的公共关系人员说，在与加斯帕里诺的谈话中，这名记者说过“我正等着总检察长办公室给我提供这些秘密文件”，后来又说“我拿到了秘密文件”。在这些最新报道之前很久，我们的律师就曾因为消息泄漏问题不止一次找到总检察长办公室。高级代表们否认他们泄漏了消息，并说这种资料不应该公开。被质问时，加斯帕里诺也否认他在总检察长办公室有消息来源，虽然他之前对我们的公共关系人员说的话指明相反的事实。虽然我们强烈不满，但可怕的消息泄漏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