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不知道究竟是谁泄漏了消息，我也不认为与总检察长纠缠这个问题是个好主意。相反，我把怒气和失望转向了加斯帕里诺，他似乎一心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不管这会伤害到谁。加斯帕里诺经常出现在CNBC推销他的报道，似乎非常喜欢讨论我的情况，而他利用的是不完整的信息和半真半假的事实。

　　除了生气之外，在这段极度艰难的时间里，我的情绪被巨大的挫败感主导。我的声誉一直是我最珍贵的财产，我非常骄傲于我没有任何弄虚作假地取得了我的成功。现在，我的名誉被不断玷污，近50年来我所努力的一切似乎都在消失。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每天能在报纸上看到调查的每一步进展。

　　内心深处，我理解调查的原因，甚至明白为什么斯皮策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对那些电子邮件的表面价值感到兴奋；但是，一次正当的调查应该首先在私下进行，而不是让那些毫无意义的细节未经删节地全部提供给大众消遣，尤其是在这些细节完全缺乏背景支持的情况下。我的顾问警告我这种事实上的公众审判有可能引发公众的狂怒，使总检察长办公室感到不得不追查我，即使调查最终显示我是无辜的。为什么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人们不感到愤怒呢？他们看不出这是新的麦卡锡主义20吗？每一次消息泄漏都是极不公正的。

　　公众的强烈反应使我们陷入不知如何应对的境地。一开始，律师建议我们在公众面前保持低调，硬撑过去。这一建议并不让我高兴，但我明白它的道理，便同意了。但现在，我们在这些令人作呕的消息泄漏面前的沉默已经开始折磨琼妮和我。我妻子尤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能够忍受这些人身攻击而不说出我们这边的事实。我每天还能通过工作分散注意力，但琼妮必须面对那些不明白事情真相的人。她不得不痛苦地向她困惑的母亲和我们脆弱的孙子孙女解释真相。

　　收到人们指责我“可耻”的来电和来信给我带来的伤害比我愿意承认的严重得多，我对于我们采取的策略的信心动摇了。我们激烈地争论是否公开格鲁曼完整的电子邮件，让公众了解他们现在获得的那些小片段的全部背景。赞成这一做法的人认为揭露格鲁曼的不正当关系和他们那些充满幻想的通信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会编造那些吹嘘的大话，从根本上驳斥最近的媒体报道。但经过考虑后，我决定放弃这种做法。我一生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在媒体上打这种仗。我的律师也这样建议我，我知道避免把事情做绝是正确的。

　　秋末，我们遭遇全面的攻击。公众几个月来肆无忌惮的指责使每个人不堪忍受。我们的股价陷入动荡，因为投资者认为我们会走上烟草行业的老路，面临无止尽的诉讼风险。我们的员工情绪低落，或许还感到受到我的连累。这使我的良心深感不安。我的法律和公共关系团队尽极大的努力恢复我们的声誉，我也把他们逼得很紧。

　　我们的团队开创了一些富有创意的方法处理我们的危机。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向员工发出备忘录，表明我们对事情进展的观点，这是讲述我们这边的事实的方便方式。我们还发现，各大报纸通常在凌晨在他们的网站上贴出他们当天的报道，也就是说我们能提前得知具有伤害性的报道，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这段时间，我努力排遣自己的压力，尽可能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泰然自若。我不能陷入自我怜悯，它只会通向毁灭。但那些与我最亲密的人大概能猜出，我从“斯皮策食疗法”获得的35磅的体重减轻更多来自压力，而不是改善的饮食习惯。至少食疗法使我获得控制感，这正是我现在在其他方面缺乏的。把自己扔回工作中确实是抵抗巨大压力的最好方式，因此我现在的工作量比往常还要大。

　　即使在监管调查愈演愈烈的时候，我仍把花旗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与查克•普林斯和我们的律师一起，确保董事会了解一切信息，并履行受托职责。实际上，当新的电子邮件曝光时，我们召集了整个董事会，强迫董事们逐页阅读那些资料，好让他们明白我们正面临什么危机。不用说，大部分人都被这些邮件的内容以及监管者和媒体对格鲁曼婚外行为的漠视惊呆了。即使经过这些努力，我仍然担心会失去董事会的信心。我并不害怕被抓住做了什么错事，但我面对的是本质上就不公平的程序，这使我丧失了信心。值得感谢的是，董事会对我的支持从未动摇过。

　　在遭受最严重攻击的同时，我继续领导管理结构和业务模式的改革。比如，我说服迈克•马辛放弃董事会席位，加入管理层，担任负责法律和其他行政事务的首席营运官。把查克•普林斯调去投资银行部之后，我需要马辛的强大组织能力来监控我们的改革，并管理我们的大批律师，现在我们通常称他们为“美国律师协会”。

　　同时，我开始彻底分割研究和投资银行部门之间的组织联系。10月中旬，就在一些最严重的指责出现的时候，我聘请沙莉•库朗契克（Sallie Krawcheck）加入花旗集团，领导我们新设置的私人客户部门，其业务范围被扩大了，现在包括研究业务。沙莉曾是华尔街的顶尖分析师，被《财富》称为“华尔街最后一位诚实的分析师”，后来成为倍受尊敬的独立研究公司桑福德•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Bernstein）的总裁。

　　我参加了一次外地的零售经纪人会议之后，就有了聘请她的想法。那次会议上，一名经纪人建议我收购伯恩斯坦公司，以重建研究业务的可信度。虽然这个想法看上去不可行，但我突然想到可以采取成本低得多的办法，就是聘请沙莉。我第一次向她提出邀请后不到一星期，这位年轻聪明的前分析师就接受了邀请，愿意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部门，我们将简单命名它为美邦。

　　我们开始较早且一直坚持的适应新监管时代的努力和率先实施的改革终于为我们带来好处。12月，总检察长完成了他的调查，结论是由于缺乏证据，他不能再追查我，花旗集团则进入与所有主要监管者的严肃和解谈判。在监管者审阅过的无数文件中，只有少数是解释不清的，其中就包括与92nd Street Y学校相关的那些，因为除非我能够把当时我脑子里的想法拿出来给别人看，否则就无法彻底驳斥我帮助格鲁曼的孩子入校是为了让他改变对AT&T的评级这种说法。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无法辩驳的指责。但是，还有许多证据能够说明我的无辜：要求格鲁曼重新评价AT&T时，我只想让他看到使我个人购买300万美元该公司股票的原因；很明显我从没有强迫我们的分析师改变评级；最后，格鲁曼反复发誓否认了他的电子邮件中与92nd Street Y学校和我与里德的董事会之争的内容。

　　随着斯皮策办公室人员的撤出，我盼望着和解谈判的结束和把这些折磨人的问题甩到过去。接近年底时，我有一种得到昭雪的感觉，但仍无法接受我所忍受的个人污辱，并且担心重建我的声誉所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