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坦桑尼亚，因为我与一位献身于这里的天主教传教士相熟，彼得•勒耶克（Peter LeJacq）神父。神父是医学院的校友，一生致力于改善这个东非国家的生活质量。在韦尔康奈尔医学院和花旗集团基金人员的陪同下，琼妮和我走访了坦桑尼亚，考察该国第二大城市的一家合作医院。我们之前了解过情况，但仍然对坦桑尼亚的医疗系统感到吃惊。20年来，该国的平均寿命急剧下降。

　　开车去医院的途中，我们看到许多穿军装的可爱的孩子光着脚走向学校。琼妮悲叹这些孩子中的许多将无法享受应该享受的完整生命。可怕的死亡率上升趋势显示出世界上大量人口面临的医疗危机的严重性。由于勒耶克神父的介绍，韦尔康奈尔医学院（部分得到花旗集团基金的支持）同意为该国培养医生，并致力于其医疗水平的提高。

　　在国内，韦尔康奈尔医学院则努力成为美国医疗和临床研究的领导者。当得克萨斯州的贝勒和卫理工会医院（Baylor and Methodist）结束合伙关系时，我们迅速行动，建立合作医院，使韦尔康奈尔医学院能够在全国范围提供顶尖的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担任监管委员会主席十多年，我已经爱上了与超凡的专家和捐赠者合作，推动医学研究和临床医疗。这一经历是最令我有满足感的经历之一。

　　通过教育赋予人们力量是琼妮和我参与的慈善机构的统一主题。卡内基音乐厅赋予我对音乐的激情，但我对它的音乐教育计划最感兴趣。自我在70岁生日时创立了音乐教育捐赠基金以来，就非常关心它的发展。我认为音乐是一种通用的语言，能够联系不同的文化，让世界联系得更紧密。例如，2005年5月，我们从四个阿拉伯国家邀请了文化部长，向他们展示卡内基音乐厅能为他们提供什么，以及他们能如何改善管理。

　　同样，国家学术基金在探索更好的教育模式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我退休以来，我一直把国家学术基金的重点放在小型教学区以及指导关系的建立上，从而使国家学术基金成为高中教育系统改革的模范。现有的高中教育通常是美国还主要是农业经济时设计的教育方式，当时学生的高辍学率不被当作大问题。但与那时不同，现在，只有很少的工作提供给缺乏技能的劳动者。我们必须让年轻人受到与当代经济匹配的教育，从而让他们创造有价值的生活。我希望国家学术基金能够弥补这一空白。

　　这些机构为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兴奋和目标，同时，我还获得了与国外政府和领导人合作的机会。私人与公共部门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容易就与重要政治家建立了关系，这让我自己也很吃惊。比如，2005年，我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建立了友谊，这是一个强硬的人，但也是西方必须持续打交道的人。我主动提出安排十位美国公司的CEO与他见面，讨论在他的国家投资的机会，这位俄罗斯领导人高兴地接受了。我与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及土耳其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为花旗集团带来了机会。

　　我退休之后，对交接十分满意，过程很顺利，管理人员也没有流失。但偶尔，我在感情上很难接受查克和鲍勃逐渐不再经常征求我的意见了。我努力不干预他们，也明白只有我表现得像“成年人”并让他们掌管公司，管理层的更替才会成功。

　　2004年，查克必须处理世通公司投资者对花旗集团提起的民事诉讼和其他影响公司声誉的问题。在考虑世通诉讼的和解问题时，查克必须决定是否为这些诉讼提取准备，并确认50亿美元的税后费用。我最初很难接受和解条款，因为金额太大了，而且公司里谁也不认为我们有欺诈行为。但是，我知道公司应该赶快摆脱这一问题，担心如果花旗集团打这场官司并输了的话，会面临无法接受的财务成本。这一次，我违反不干预原则，督促查克接受和解。查克做出了正确决定。其他银行坚持了一阵，最后还是妥协了，不得不接受更沉重的和解条款。

　　2005年7月，鲍勃•维拉姆斯塔德决定离开公司，在别处寻求CEO职位。公司已经出现了几个月的支出压力，这或许增加了查克和鲍勃之间的摩擦。我的两个培养对象没有找到更为持久的合作方式，这让我十分伤心。消费者银行主管玛吉•马格纳很快决定退休，因为她与鲍勃的关系很紧密。查克向我征求对这些管理人员变动的意见，我对他提供了我的支持。

　　为了实现顺利的交接，我做了很大的努力。虽然他们离开了，但我知道对一家大公司来说，我们的交接仍然是非常成功的。我很感谢鲍勃留任了尽可能长的时间。

　　同时，我萌生了建立一家新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想法，为此我在几个月前放弃了董事会主席职位。我挣扎于一个想法，那就是重新掌管一家公司会是刺激而令人安慰的。我不愿意在退休后完全放弃工作，担心如果不找到某种更深入参与工作的方式，我的大脑会变迟钝。

　　创建新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能够使我与花旗集团互补，因为我打算在花旗集团及其客户中间寻找潜在投资者，同时花旗集团能够通过为我的新公司业务提供咨询而获利。2005年春季和夏初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与查克和几名董事讨论了几个月，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实际上，查克鼓励我在7月的董事会全体会议上提出我的想法。

　　气愤的是，我的想法遭遇了阻碍，因为董事会担心我的计划会违反我的聘用合同中的非竞争条款。董事会指出，要解决非竞争问题，我需要重新谈聘用合同。事情发展成这样我觉得很不幸，因为我从没有想过与我所缔造的公司竞争。我不想制造麻烦，于是放弃了这件事。糟糕的是，我与董事会之间的讨论被泄漏了，媒体严重扭曲了我的意图。

　　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想法破灭，使我的情绪受到打击，也提醒我适应新的环境多么困难。我本希望建立新公司能够带来学习新东西的机会，也满足我对竞争的渴望。但董事会的立场迫使我寻找别的方式来代替我最想念的管理公司的感觉。

　　我仍然在适应退休后的生活，还咨询了一个以帮助退休的企业管理者著称的心理医生，请他帮助我调整。按照心理医生的建议，我决定不再想那些让我失望的事。毕竟，我几乎总能克服失望，认为逆境通常不会持久，并且总会带来更好的机会。任何情况下我都喜欢注意好的方面，我对我处理退休和继任问题的姿态尤其自豪。

　　我直面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再也没有精力110%地投入工作，如果我不彻底退出，对公司和股东是不公平的。认识到这个现实之后，我努力保证顺利交接，避免在公司里出现输赢的思想以及有价值的管理人才的立即流失。我的退休决定和我执行它的方式与我一直看重的以团队合作为核心的高效文化是一致的。我希望这种思想和我处理继任问题的方式能为其他企业领导人提供经验。

　　显然，我需要克服退休带来的情绪起伏，找到生活的平衡。我有机会进一步投入我喜欢的能够在各自的领域扮演重要领导角色的慈善和公众机构。但是，我还不能肯定这些非营利组织能否填补离开一家营利性机构给我的生活造成的空白。只有时间能回答。

　　虽然退出花旗集团给我带来了困扰，我却一直把这家公司当作我的孩子，热切盼望它的成功。查克是我珍贵的朋友，已经适应了CEO的角色。他将成为有力的公司领导人，而我希望我们公司创造辉煌的能力将成为一项持久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