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我在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的生活很快就要结束，我知道，此时我应该考虑自己的未来。我在入校时是差等生，毕业时却在全班名列前茅，这为我上了重要的一课，教会我自律的重要性。我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因为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都录取了我。我感觉自己的天赋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因为我在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时这些课程尤其出色，我对冶金也很感兴趣，想着或许我最后能加入父亲的公司。于是，我进入了康奈尔大学著名的工程学院。作为毕业礼物，我一向奢侈的父亲送给我一辆黄色普利茅斯敞篷车，我开着它去寻找我的未来。

　　我的高中生活非常美妙，但它带给我一种宁静的错觉。实际上，接下来的四年对我而言至少是混乱不安的。是的，我会遇见并爱上琼妮，但我也会认识到我并不适合我所选择的学习领域，更重要的是，我还会面对父母婚姻的破裂。我很快认识到，我再也不能对未来想当然，只有靠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才能实现目标。

　　我在康奈尔大学最初的经历为我带来了虚假的愉悦。从军事学校生活的严格限制中解脱之后，我开始了随心所欲的社交生活，与朋友外出、喝酒，从中取乐。康奈尔大学有庞大的联谊系统，我很快决定加入阿尔法-埃普西隆-派（Alpha Epsilon Pi）。20世纪50年代，各个联谊会基本上是完全隔离的。我只在乎一点，那就是与这个联谊会的成员相处很愉快，而他们碰巧是犹太人，大部分来自纽约地区。我是乒乓球高手，这使我在年长的成员中受到欢迎。我立即融入了联谊会的各种社交活动，包括与女生联谊会合办的周末舞会。凭借我的黄色敞篷车和我父亲的信用卡，我发现让我的约会对象对我另眼相看很容易，很快，我就学会了周末与同学一起开车去邻近的学校找乐子。

　　这样的自由是具有诱惑性的，但用不了多久现实就告诉我康奈尔是一个学术严谨的地方。在冶金课程学习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系主任让我们“左右看一看，因为你们大部分人在毕业时不会出现在这里。”这是我学到的如何激励人的较早的课程。不久，我便切实体会到他的警告并不是玩笑。或许我在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成绩不错，但现在我周围是货真价实的优异生，于是我开始挣扎。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我永远不会忘记物理期中考试，其中要求我们算出一枚炮弹会落在群山的哪个位置。我并没有作弊，但我碰巧看到坐在我旁边的人在他的卷子上在一个很远的山坡上画着陆点，而我认为炮弹最多能勉强到达最近的山坡。困惑之下，我在卷子上写道我无法做出这一题，因为“我的大炮出故障了。”卷子批下来之后，我得到零分以及教授尖刻的批语。

　　到了11月，我感到非常吃力，决定退学。我在感恩节回到家里，对父母说我要转到纽约大学，他们同意了，条件是我必须把大学读完。不过，几周后康奈尔大学发给我一封信，说学校为11名学生开设了特别缓冲计划，允许我转读可能更加适合我的文科。我抓住这个机会，去了康奈尔大学在威斯康星的暑期班，补过去一学期的课。幸运的是，换学科正是我所需要的。最终，我躲过了科学课程，着重学习经济和政治课程。我的成绩提高了，而且我在最后一年开始学习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

　　由于学业上更加能够胜任，我又开始享受大学生活。我在大三和三个联谊会的兄弟一起住一套带两间卧室的公寓，我们没完没了地打桥牌。我找到了既适当地努力学习好通过考试，又不牺牲被越来越频繁的周末开车兜风占据的社交生活的方法。此时，海伦已经在史密斯学院上学，并开始与我的室友兰尼•祖克（Lenny Zucker）约会。他和我总是拉上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去马萨诸塞州寻乐。

　　我多管齐下的生活在突然间结束。春假期间回到家里时，姨妈告诉我有一位19岁的名叫琼•莫舍（Joan Mosher）的迷人姑娘，她家是刚刚从加利福尼亚搬到附近来的。我热情的姨妈建议我打电话约她。我刚刚与女朋友分手，于是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请她出来玩。我很失望，因为她说：“我那天晚上有一个聚会，不能与你见面，但我有一个朋友，或许你会喜欢......”我毫不退让地回答：“我决不会与一个不认识的人介绍的另一个不认识的人出去......我会再打电话的。”

　　我的坚持获得了回报，很快，我们就安排在1954年愚人节这一天见面。那天晚上，我受到琼妮母亲的接待，她仔细打量我，好向她的女儿汇报，后者则战略性地躲在她的房间里--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我的身高，琼妮才好决定是否穿高跟鞋。眼前一亮，我看到一位浑身散发活力的漂亮女孩，传着平底鞋出现在客厅。在去自由港的怀特坎农酒吧的路上，琼妮取笑我说我与她认识的加利福尼亚金发男孩儿完全不一样，并开玩笑说至少我没有纽约口音。

　　从第一刻起，我就完全陷进去了。在她身边我感到非常舒服和放松。我有很多约会的经历，但从没有人像琼妮那样吸引我。她美丽、活泼、自信，非常健谈，很会讲笑话。整个晚上我既兴奋又陶醉。我们都不愿意将它结束；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们才不情愿地回家。琼妮和我急切地想再次见到对方。不幸的是，她在第二天晚上有别的约会。我无法忍受她再去见别人，于是我决定把车的敞篷放下来守在她家附近，好在对方去接她的时候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琼妮大概不会赞赏这种做法，但我要她知道我不会退却。

　　在接下来的几周我们见过很多次。琼妮即将完成她在布鲁克林学院第三年的学习，因此我们只能在周末见面。要么她来康奈尔参加我们的联欢会，要么我开车去她家。时间总像是不够。我正在接受储备军官训练，这样我会在毕业时进入空军做一名军官。那年夏天，我必须去南卡罗来纳州接受训练。我们不停地约会，一直到我离开的前一天。事实证明，那年夏天我们是热情的通信爱好者，每次我收到琼妮的信时，她都会把我去的最后一封信夹在信中，把我所拼错的单词改过来。我当时就该认识到，琼妮会把我变成一个更出色的人！

　　我8月从新兵训练营回来后不久，我们订婚了，并计划第二年6月我毕业之后举行婚礼。然而，琼妮的父母并不为女儿的计划感到兴奋。她的父母有些势利，从不认为我配得上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反对从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就开始了，因为他们不满意我在半夜才把琼妮送回去，我后来还知道，他们不断告诉琼妮他们对她更早的一个男朋友更满意。她的家人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按时毕业的没有文化背景的人，行为莽撞，对未来没什么目标。

　　不幸的是，我的父母并没有帮助我消除这一坏印象。1955年初，我父母请莫舍一家到他们的家中吃晚饭。我不在场，但琼妮告诉我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一开始，我父亲对母亲发怒，因为她将烤羊羔烤糊了。然后，他谈到他刚刚退出钢铁业，又开始喋喋不休地炫耀他奢侈的生活方式。他宣布他将送给我们一辆车作为结婚礼物，并提议琼妮的父亲应该给我们3000美元。这个主意一定惹怒了我一向少言寡语的未来岳父，因为他怒吼道："我不是卖女儿的！"从那以后，我感到我做什么也不能在琼妮父母的眼中挽回自己的形象。

　　就在这次倒霉的晚餐之后，我的世界突然颠倒了。我正在准备期终考试，家里的一个朋友突然告诉我，我父亲离开了我母亲，消失了。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或许多年来我已经意识到我父母的关系只是勉强维持，但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婚姻是正常的。我的第一反应是保护母亲，并找到父亲，跟他理论为什么他必须回家。在私人侦探的帮助下，我得知他在华盛顿特区。我不顾剩下的两门考试，赶到史密斯学院接上海伦，连夜开车去找父亲，帮他找回理智。我主要是受到了惊吓，海伦则是完全的愤恨。

　　找到他时，他曲曲折折地讲了他的理由。“我很久以来都不愉快，”他说。“你们现在长大了，能够应付这一变故，我该为自己着想了。我这样离开是因为这是不让你们的母亲难堪和伤心的最好方式。”仿佛我们受到的打击还不够大似的，我们的父亲继而坦白，他已经和另一个女人来往了两年，一个叫玛丽安的匈牙利女人。尤其激怒我的是，他还透露他曾秘密安排她在剧院坐在我们旁边，好让她审视我们。我们又是理论又是哄骗了两天，最后只能放弃，决定回纽约安慰母亲。

　　我母亲甚至没有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怕影响我考试，这是她努力保护我的方式。我们坐在她面前时，她尽最大的努力以勇敢的表情面对我们。“回学校去，”母亲恳求我们。我不能理解父亲怎么能对母亲如此自私和残酷，受到背叛和抛弃的感觉令我非常痛苦。我最后回到了康奈尔，但我的最后一学期混乱不堪，因为我既要尽力完成学业，又要帮助母亲处理离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