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骑虎难下，因为此时我们都已向雇主提出辞职，合同也在法律上束缚住我们。我尤其感到恐惧，甚至一度提出卖掉席位，接受损失，等待一两年之后再试。但我们的好运来临，彼得妻子的娘家、罗杰的母亲以及我的母亲伸出援手，答应帮我们购买席位。作为德拉科家的人，彼得的妻子家境殷实，帮助彼得筹集了他的初始投资。我没有可以依赖的富有家庭关系，但难以置信的是，我母亲给了我们30000美元，是她离婚后全部财产的60%。这是完全无私的举动。与拥有5000万美元而对我们一毛不拔的彼得•施韦策相反，我的母亲只有50000美元的财产，却为她的儿子参加战斗。

　　我们一共筹集了25万美元，足够购买交易所席位，余下的钱也足够支付办公开销和其他营运成本。我们每个合伙人实际拿出的钱是不一样多的，但我们决定每人仍然拥有相等的股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们决定第一年给每人支付12500美元的报酬，这使我们在支付了其他成本之后还有余钱再次投资。

　　这一金额相当于我在伯纳姆公司挣的一半，但我并不介意，因为我为有了自己的公司而感到自豪。琼妮也非常支持我，愿意省吃俭用，接受牺牲。当我们的许多朋友纷纷在美妙的长岛北部海滨购置他们的第一所房子时，我们则将每一分储蓄投入公司，搬入南部海滨的中产阶级社区鲍尔温的一所出租花园公寓。

　　临近开业时，股市在1960年初加剧下滑。我们认识的所有人都质疑我们是否真的要冒这个险。亚瑟的父亲问：“你们是什么人，居然认为你们能够成功？”实际上，我们只能举出两家类似的在20世纪50年代成功兴起的公司作为先例，唐纳德森-拉夫金-詹瑞特公司（Donaldson Lufkin Jenrette）和福克纳-道金斯公司（Faulkner Dawkins）。

　　然而，现在我们谁也不会赞成后退。毕竟，我们知道未来的成本和盈利所需的佣金水平。基于过去的业绩，我们认为风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塔比•伯纳姆愿意让伯纳姆公司为我们处理交易，这对我们是有信心的信号，也让我们更加放心。最终，我们认为即使考虑佣金大幅减少的风险，公司的业绩弥补成本仍将绰绰有余。

　　回想起那段日子，我惊异于我们的天真和天生的乐观。我们年轻而精力充沛，在最动荡的20世纪50年代获得了最初的商业经验。在那些年当然会有经济波动，但在大部分时间经济处于上升趋势，呈现健康增长，美国的投资者也越来越聪明。朝鲜战争的结束释放了美国的潜能，经济在整个50年代稳定增长。

　　随着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太空时代到来，催生了一批从事技术创新的新公司。由于个人收入增加和科技创新爆炸，股票市场呈现非常良好的基本面。从1955年到1959年底，道琼斯指数上涨近40%至700点，交易量跃升25%，达到每天300万股，虽然与今天数十亿股的标准比起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同样重要的是，个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应该如何通过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来分散储蓄。在我们开业之时，美国有大约1500万个人投资者积极购买股票，这一数字不到全国人口的10%，但比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万已经有了大幅增加。

　　或许我们的卡特-伯林德-波托马-韦尔公司开业时只有拥挤的办公场所，而且除了我们的集体乐观主义之外所持甚少，但我们的直觉认为我们处于一个有广大前景的行业。从一开始，我们就为建立新公司不顾一切地努力工作，回想起来，那是我生命中一段令人极度兴奋的日子。我喜欢出去拜访我认为会是良好投资对象的公司，然后向我的客户推销我的观点。

　　每天，我们都会倾听报价机的声音，寻找市场方向的信号，声音大则意味着更大的交易量和更高的价格，声音小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地联系客户来获得生意。我们都倾尽全力与各家公司建立关系，希望有朝一日能带来一笔投资银行业务。我们很少考虑大环境，但我们内心感到资本市场已敞开大门，做好了大幅增长的准备。

　　回想起来，我连一半都没有预测到！